1 热带鱼

    大三那年的表演课上，来了一个姓张的助教。

    你要我回忆当时的场景，实际上，记忆已经被稀释了太多，太模糊了。我只记得，他跟在教表演的老头后面走进来，步伐轻而缓。自我介绍时，他头埋得很低，说话字尾间黏连而缓慢，纤细，依稀像从南国误闯进北方的谨小慎微的山雀。至于别的——他穿的大概是白色的运动服，也可能不是，是更偏深一些的颜色，灰色，或者，干脆就是黑色的？我不擅长记东西，然而只有一件事，或许我至今仍然记得清楚：那一天正午的烈阳凑巧透过茶色玻璃，渗进了他耳骨周围极为纤薄的皮肤，使得他耳廓上两颗隐秘的小痣像极了红玉上，一点斑驳的瑕疵。

    我对那一天的所有记忆，只关乎这一点微不足道的，秘而不宣的瑕疵。其他的，我一概不记得。

    2005年，我拿父母的钱买进了这所挂在W大名下的民办艺术学校。当我提着行李到宿舍门口的时候，里面正砸着鼠标用方言骂cao你妈逼：你大概能想象到这是个什么地方。没有办法，因为成绩太差，“那些高考考200分的社会渣滓”——这是高中的时候班主任对我们这种人的统称——那个时候，我冲上去和说这句话的人打了一架，但后来，我不得不承认他说的话有一些道理，因为我如他所说去了一个和垃圾场差不多的大学，那里不教授什么知识，我的大学课表上写满的是抽烟，“挖坑”（一种流行于西部地区的扑克牌打法），网吧熬个通宵，或者去城中村找两百块一晚的鸡。我并不指望学到别的技艺，因为这所挂牌的学校压根找不出几个在编的正职教师，整个器材室拢共只有三台手持DV，唯一的一台专业摄影机被常年锁在柜子里，我从来没在任何人那里见过能打开它的钥匙，所以只好猜测这是完完全全的摆设。

    空耗生命是合理的。这是在这里生活的一种法则。那些积极的，向上的，每天泡在练功室里排练，指望在这片浊水中抱着浮木游向彼岸的人则被我们统一视为叛徒：我说的是C。

    C是我的室友。不是骂脏话的那个，但是那个叛徒：他不喝酒，不抽烟，不嫖不赌，早晨六点钟起床，按时去盖练早功的章。他确实抱着想当演员的梦想，虽然我认为这是个笑话，何况步向悬崖的羊群中尤其不能容忍一只向外走的羊。

    惭愧地说，我对他的厌恶，正是生根于这些幼稚的原因。

    //

    大三那一年的表演课经常被安排在早上，接着晨功之后。

    西城过了秋分，天气开始带着不上不下的凉。在排练室里，穿多了热，穿少了则挡不住这点早晨料峭的寒。我们穿着薄T恤压腿，下腰，汗很快浸润纯棉的布料，最后像冰冷的软体动物一样贴在背上，很不舒服。接着是基本的热身，和陈词滥调一样的台词练习。这些环节我能省则省，最后一般都变成在地垫上补瞌睡结束。

    教表演的老师姓赵，八十年代时在西城制片厂演过许多不重要的配角。直到九十年代后，这些老旧的国营制片厂改制，亏损，卖掉了一半的厂房，赵老师就跟其他大多数的员工一样四散，分流，最后安顿在了这所三流学校。我很少见到他，他大概跟我们一样讨厌这个地方（或者，还不接受自己的命运），因此，基本上，他来上课的次数，就和器材室那台摄影机被使用的次数一样少。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和不同的助教打交道：一些其他院校的学生，然而，他们其实和我们一样无知，手里只有一本不知道传了多少年的绿色封皮《演员艺术语言基本技巧》——2008年的信息世界是一片荒芜。

    “同学，你怎么靠在练功杆上？”

    南方人黏着的声音从我身侧传过来，是新来的那个助教。

    我撇了他一眼，没有搭理他。

    “你为什么不去练习？”他又问。

    “练什么？”我拖长音反问。

    我听到有人在窃笑。这是一种给外来者准备下马威的默契：多少有点像洗礼，但你要接受这里的规矩，最好是和我们一起变成一滩烂泥。我能想象他站在我旁边的窘迫，镜子照出了他不安定而踟蹰的脚，白色运动鞋的鞋尖在木地板上打旋，然后露出一小节脚踝。

    “现在大家都在练习，”他说，“你也要一起去。”

    我扭头仔细看他，这个从最南边来的小个子，像看一种细小而珍稀的动物：他别着胸牌，和我们一样只穿着薄T恤，白色，有些透。也许是因为冷，他脸色不太好。

    都有些可怜了。放你一马，我想。“老师，我马上就来。”我咧开嘴笑。

    他抿着嘴唇，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严肃：“现在。”

    他拉着我的手腕进到队列中。按身高排列，于是我站在C的旁边。他正闭着眼睛做呼吸训练。肩膀绷得板正，像根冥顽不灵的木头。这场面很滑稽，他的认真透露出一种恰到好处的愚蠢，我没忍住嗤笑。我撇了小助教一眼，他没看我，只是走到C面前。

    “要像这样——”他把手放在C起伏的胸腔上，用很轻的力气压下去，我看见那只骨节并不分明的手顺着他的胸部肌rou，肋骨，到腹部，一点点下沉，最后停在呼吸的终点，然后，如同南太平洋的游鱼一样反复洄游。我收回余光，胃部像被猫在挠，焦灼而痒。闭眼，深呼吸，没有用。我很难停止想象那手掌的温热透过濡湿的布料传过来，熨烫我肺中的氧气，再接着向下，掠过小腹，然后——

    “我说，同学，你，”他的声音贴着我的耳朵传过来，“不是这样的。”

    他离我更近了一些。手放在我胸口，如同刚才对C一样，教我要怎样将氧气沉入肺之下。那只手柔软而小，掌丘隆起，只是并不温热——是冰冷的。我垂着眼睛睁开一条缝，他还是认真、严肃、一丝不苟，下睫纤长而随卧蚕翕动，简直像条自投罗网的热带鱼。

    我的手指把运动裤的边线绞成蜿蜒的S型，饥饿正从深不见底的海中，气泡一般涌上来。

    //

    除了上课和排练，我偶尔会在学校里碰见他。后来知道他临时住在北边的教职工宿舍，一栋灰色建筑的三楼往上最后一间。那一片没有热水间，因此，一个学期内，他以固定频率，拎着保温壶出现在男寝和西南门的交叉点上。

    我从那个时候养成了在某个固定时间段到寝室阳台上抽烟的习惯。准确地来说，是斜阳在灰色的天空后开始黯淡的时刻，直到远处雁塔的装饰灯亮起来的那一段时间之中，我会在阳台上抽四、五支烟，盯着不远处的十字路口，等待那条可怜的热带鱼路过——瘦小的，套在白色运动服里的身影，从干枯的梧桐树枝下，匆匆地来去。这种观察持续了很久，并几乎快取代网络游戏成为我异常无聊，堕落的大学生活中唯一的调剂：这就像一个锚点，或者，横亘在即将彻底坠落的残酷未来和从未真正意义上过去的青春期之间的，一个稳定的常数。

    同样是那个时候，我学会了提前半个小时爬起来去领晨功的章子。这并不是痛改前非的前兆，说到底，是出于一种最好秘而不宣的兴趣：张老师，也会去练晨功。他练台词，“你们这些铁石心肠的人们，为我而哭吧！”，是李尔王，字句间氤氲潮湿的水汽；或者将手搭在练功杆上，背部弯曲，一节脊椎连着另一节，拱起，构成南方那些连绵不绝的丘陵。

    “你最近都来得很早啊，A，”他笑着朝我打招呼，咬了一口冷掉的油条，“对表演来兴趣了，是不是？我都说过了，你挺有灵气的。”

    嗯，我含糊地说，嗯，对，最近睡得早，醒得也早，没事干，我就是来看看。

    C也到了。张老师同样也和他打招呼——然而，一种年轻的直觉让我察觉他与C之间，与我有所不同：这或许是笑的方式之间具有客套与不设防的差别。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在何时，以哪种方式造成了这种差别，这让我尤其烦躁。也许只是顺手帮他拧了道具箱子这样的关系，我想，但无论如何，C那条轻微起球的围巾在初冬之后系在了他的脖子上，那并不是巧合。

    黑色的围巾绕了两转系在他幼细的脖颈上，像等式中被引入了不可知的因变量，并留下几个无从证明的猜想。

    我对数学一窍不通，而这比数学更麻烦：因为它激起一种疯狂而扭曲的好奇心。

    进入十二月后的第一天，我在机房帮朋友剪片子。发灰的台式机屏幕右下角弹出聊天软件的提示，白色的像素点拼成七点四十八分，还有十几分钟就到机房落锁。我把连着数据线的手持摄像机断开，按掉电源，准备还完器材就去吃饭。我拎包下楼，往二楼尽头的器材室走。这个点人都散了，走廊的钨丝灯一半年久失修，留下旧厂改造成的学校在日落时分像座孤坟。

    走到第三个阶梯教室门口时，我听见一些非常轻微的喘息：也许是由于灯都暗着，所以人的听觉才会过分灵敏——如果是在光线更为充足的正阳之时，这一点如羽毛般的喘息大概轻易地就会被人忽略了。而当我越向走廊尽头走去，声音就越清晰，甚至隐约明白其中夹杂着水声和嘶哑而压抑的啜泣。

    居然是两个男人，贱坯子，我想。这个学校里的人都他妈像牲口，见到个洞就能cao。

    我心里突然生出些很恶劣的想法。我把DV从包里摸了出来，调成夜拍模式，缓缓走到器材室的门边。紧闭的门上有一道小窗，正好可以悄无声息地容纳一个不太显眼的摄像头，和挡住我的身影。至于这种行为——我并不觉得有何不妥，我想，窥探他人幽暗而充满欲望的生活，一定是一种人的本能。

    里面的人哭得很下流，尽管他试图压抑：然而这种并不坦诚的放荡更显得色情。断续的尾音被拖长，上扬，又随着另一个男人沉重的喘息浑浊地下坠。在这个没有视觉的世界里，他的声音变成粘稠的，腥臭的，熔岩一样的介质，在记忆的地表留下某种火成岩一般的烙印。

    一种熟悉的烙印。

    “慢点，”我听见他抖着嗓子说，“别像条狗一样急……”

    “太深了，”他接着说，“好热，里面好涨，你摸……”

    “我好害怕……”他说。

    “C——”他重复喊着C的名字，呜咽着高潮了。

    我举着摄像机的，发麻的手垂了下来。一种想要立刻逃跑的欲望牵引我的双脚迈开步子，直到走得离器材室足够远之后，我才开始狂奔。西城冬天的冷空气或许夹杂冰晶，我不知道，然而每一个水分子都那么凝重而急促地融化在鼻腔里，那是让肺超负荷运转的跑法。我跑了很远，一直跑到偏僻无人的绿化带时我才停下，夹着止不住的咳嗽将那段视频倒带，倒带，直到看到一张清晰的脸。

    那是被欲望融化的，张老师的脸。

    晚上，我睡得并不安稳。

    西城没有海。这是远离海岸线的一座内陆城市，干燥，皲裂，布满土地的生长纹。

    这里没有海，可我因为张老师，不停地，不停地梦见海。

    我梦见一条被装进干涸的鱼缸里的，美丽的热带鱼。在人造的，艳俗的珊瑚礁丛中，和C一起吐出压抑的喘息。我梦见海水从他的身体中涌出来，渗进了我的运动鞋。西城没有海，他带来了海。

    醒来时，我遗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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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像我并没有删除，只是给摄像机换上了新的储存卡，悄悄地将它还回去了。或许这种谨慎有些多余，我是说，B老师揽着学生去开房，或者H主任干着拉皮条一样的工作，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然而，我也并没有让除我以外的人观看这段录像的打算。总之，这块指甲盖一样大的储存卡，被我塞进了卡夹，用胶布小心地贴在了从来不用的借书卡背后。

    期末周，全班一起排了几场无关紧要的戏。戏服上长了霉点，偶尔抖出几只虫尸，但那不重要，我的心思不在这上头。我从管理处那里顺走了一把教师宿舍的备用钥匙，偶尔，趁所有人都在排练时，我会摸进去，翻出张老师的内裤，或者，用他睡觉的枕头打飞机。

    我喜欢平躺在张老师那张对我来说有些窄小的床上，用他的内裤蒙住眼和鼻：白色布料把我和生锈的铁架、天花板上的蛛网、他忘在桌上的玻璃杯壁所折射在墙上的，碎裂的光线隔开，剩下的只有那强烈的硫磺皂味，和非常淡的，老师体液的气味。

    和Czuoai时，张老师原来穿的是这种非常普通的四角内裤。我想，被cao得求饶的老师，高潮时的老师，身体里涌出海水的老师，无耻到和学生上床的老师，竟然穿的是白色的纯棉内裤，真是下流。我一边想象他那张好为人师的嘴含住我的guitou替我koujiao，一边把手伸进运动裤上下撸动。

    也许随时会被他发现。这个假设让我的jiba更硬了，我用他的内裤擦掉从马眼里渗出来的前液，一边想象——不，祈祷他发现我。尽管，这从来没发生过，我往往只是在一种诡异而令人失望的安静中射精。jingye被顺手擦在他被我攥得皱成一团的内裤上：我偶尔会带走它，但更多时候，我会故意把它留在张老师的枕头下。

    再过几次，他一定会发现。不，或许从一次开始，他就发现了。我猜，他只是由于无助，而只好默许这一切发生。

    “A，一会你留下，”最后一天的排练结束之后，他叫住我，“我有些事要和你说。”

    哦，好。忽略C诧异的目光，我平淡地回答。实际上，我在用尽全力不让自己笑出来。

    人走光了，排练室只剩下我们两个。他拉过椅子，用夹着没点燃的香烟的手示意我坐下。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他问。

    “做什么？”我诚恳地盯着他，看着绯红从他的脖子一点点延伸到耳垂。

    “我的房间，”他皱着眉，夹着烟的那只手把滤嘴捏得不成样子，“你……是不是进去过。”

    对。我干脆地承认，我进去过，不止一次，“老师，喜欢我给你留下的礼物吗？”我问。

    “请你不要再这样做了，”他躲开我前倾的身体，“如果你只是一时冲动的话，老师可以理解……”

    “和C上床，也是老师你的一时冲动吗？”

    “什么？”他的眼睛一下瞪大，嘴张开好几次，又不知所措地合上。这让我有得寸进尺的冲动，我靠得更近，几乎能感受到他急促的呼吸：“在器材室里被cao会让老师你更shuangma？老师，你叫的声音好色，我都听硬了。”

    “不，不是——”他虚弱地试图反驳，瞳孔闪烁，我想他一定很想立刻逃走。但他走投无路，我把一只耳机取下来塞进他的耳朵里，随身听里放的是他叫着C的名字时，放荡的呻吟，“老师，”我说，“你高潮的样子好可爱。”

    他的肩无力地松懈下来。烟被他颤颤巍巍地点上：“你想要什么。”

    我说：“我也想cao你，老师。”

    我的手伸进他的运动服里开始探索。他的身体绷得很紧，但并没有抵抗，只是放任我从他的小腹一直向上，两只手包住他平坦的胸口，揉捏他的rutou，直到它们立起来，透过薄T恤，顶起一个凸点。他的衣服被我掀起来时，冷空气激得他轻微地打颤，“老师，”我说，“你真软。平时不运动？”

    “……闭嘴。”他说。烟从他的口腔弥散出来，像一种应激反应。

    我让他躺在地垫上，脱下他的运动裤，下面依旧是那种朴素的纯棉内裤。一想到这或许就是我用来自慰的那一条，我就硬得发痛。

    “老师，接下来，”我说，“请您自己把内裤脱掉。”

    他不可置信地看我，最终还是在我的凝视中败下来。用一只手勾住内裤的边缘，他扭动腰和大腿，最后一点点地，极其缓慢地，把他最后的，幽暗的隐私完全地暴露出来：张老师竟然有两套器官，隐藏在稀疏的毛发和短小的生殖器后的，是一个女人一样的yindao。好奇妙。我忍不住去触碰他的yinchun，顺着那个细缝，在他的yindao口摩挲——那里已经黏腻，潮湿，像一个缓慢流动的沼泽。他抬起手遮住眼睛，以忍受我手指的侵扰。但我看见那个发育不良的yinjing已经颤颤巍巍地翘起，渗出一些液体。

    “这就硬了？”我问。

    “你究竟要不要做，”他咬住下唇，“……要做就别这么多废话。”

    看着软垫上挡住脸的，僵硬的老师，我觉得很有趣。我用手指夹着他的yinchun玩，他的喉咙不断发出“咯咯”的粗重喘息声，让我觉得像逗弄猫的下巴。这种青涩而紧张的反应，和录像里跨坐在C的jiba上扭动着呻吟的老师完全不一样。

    我勃起的yinjing进去得很艰难。他一直在喊痛，guitou顶到他狭窄的宫口时他几乎是哭着求我停下。这具缺乏锻炼，柔软，且骨架细小的身体，连yindao也很狭窄。“老师，”我压着他，顶胯抽插，“你下面怎么这么紧，C是不是从来没把你cao开过？”

    他顾不上回答我，我感受到老师的肋骨在胸腔之下勾勒出迷宫一样的回廊，并因为疼痛而剧烈的起伏。老师正张着嘴，像缺氧的鱼一样大口呼吸着空气。我把手伸进去搅弄，口水从他嘴角流出来，“老师，”我说，“下次我们应该叫上C，让他cao你上面这张嘴，怎么这么多水——”

    他被我的浑话气得想扇我耳光，但他被我cao得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那双手臂正环在我脖子上，像抱住一块涡流中的浮木。我在他里面射了好几次，最后，他被我拉起来，俯撑着排练室的扶手，从镜子里注视着自己的yindao被cao得发肿而流出jingye的样子。老师也射了，jingye混杂黄色的尿淅淅沥沥地溅在木地板，地垫，和我们的衣服上，发出腥臊的臭味。

    那是一种比性还要猛烈的，饥肠辘辘的快乐。是主宰他人或被他人主宰命运的快乐。我想，老师应该明白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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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职工宿舍，这栋灰色的三层建筑里，我占有了老师的一整个冬天。我答应他，年关过去之后，我就把储存卡交给他。他别无选择，只能每天至少向我确认一次这个承诺的有效性。

    对。我点头，没错，老师，一定会给你的。所以，现在请给我koujiao。我想看你吃我的jiba，请把它舔硬之后，自己掰开屁股坐上来。什么也不知道的C，在外面套着玩偶服发传单的时候，我正和老师窝在他那间狭窄昏暗的小屋里zuoai。

    “老师，你的肚子鼓起来了。”我射了精的yinjing从他腿间滑出来，湿漉漉抵着他的股沟，“会怀孕吗？”

    “滚开……”他疲软地拍开我按压他小腹的手，勉强支起一半身子往床头够烟盒。

    已经空了。最后一支烟大概在我们zuoai的时候抽完了。他把那个白色盒子揉成一团，扔进床下的垃圾桶里，然后从床上晃晃悠悠地爬起来捡落在地上的衣服。我转过头，窗户上凝结了一些霜花，轻薄，透明，像昆虫的翅膀。趴在老师身上耸动时，这一点脆弱的冰晶总是被我呼出的热气融化，然后又迅速沉聚，这给我一种冬日尚久的幻觉。

    “明天C要来。”他勾着内裤边，把它从纤细的脚踝边提上来时，后脑勺的发丝还汗淋淋地粘在一起。

    “所以呢？”我问。

    “所以明天，你给我有多远滚多远。”他转过头用手指着我，最后剩下的一点好脾气也被我消磨殆尽：“听见没有——”

    知道了。我无所谓地答应。我的铁皮饭盒还被他泡在池子里。一层油星浮在水面上。堵在排水口，像寄生虫一样的面条，打着旋下沉的污水，想到这些，我突然很反胃。过了这个冬天，我们的关系就会被老师毫不留情地，像对待这些秽物一样冲进下水道，我对此深信不疑。

    “老师，”我起身拉住他扣衬衫纽扣的手，把他的内裤退到膝盖，“勾住我的脖子，我要抱着干你。”我捏着他柔软丰满的臀rou说。

    西城的积雪依次覆盖瓦顶，城楼，和宿舍门前的那条小径，而我假装春天不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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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承认，没有什么能比我对老师所做的事更恶劣了。但这是我在往后的数年中才逐渐明白的事。在那个春天之前，我只是个一无所有，道德感薄弱，而被地下通道的盗版碟灌输了太多怪异性幻想的年轻人。我哄骗他在更衣室里替我koujiao，或者在床上打开双腿对着我自慰，只是因为我想。我想看张老师在我面前，就像在C面前那样yin荡。

    很久之后我才明白，其实我只是想让他像对待C一样对待我。

    而这种非常平常、普通而简单的愿望，和它唯一有机会生长出来的可怜种子，被我自己用最为残酷的方式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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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春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周末。准确来说，是二零零八年二月九日。我曾经给这个故事假设过三个非常可信并充满了戏剧冲突的结尾：然而它们一个都没能成为现实。最后，我只是把储存卡装在信封里，悄悄塞进了他宿舍的门缝。

    张老师在那之后不久就离职了。我试过打他的电话，听筒里头只剩茫然漫长的机械音和一个不存在的号码（那也是个常数，我突然想到）。某一天，盛怒的C像牛一样冲进宿舍，朝我的左脸挥了一拳，被人拉开后，我失去了两颗牙齿，他获得了一次记过处分。

    我们错位的青春期在毕业之后过去。三流大学的文凭、无所事事的四年，和摇摇欲坠的未来：剩下的只有这些。后来，我回到老家的县城，结婚后，和我父亲一样做五金生意；C和我们这帮同学则完全断了联系。而老师，我不知道，只是某次同学聚会上听说他后来去了北京。

    县城的生活平静到生出一种残忍的无聊。平原上的田野不断耕种、迁徙，最后盖满千篇一律、像棺材一样的商品房。而我和妻子则仿佛预料到一般，提前接受了这种平庸性，心照不宣地争吵，和好，又争吵，扔掉卧室里挂着的结婚照。

    我想，这种琐碎而虚度的生活有一种惯性，并没有多久，我已经习惯了每天面对塑料、电线和玻璃胶。

    只是偶尔，我还是会梦见湛蓝的海水，和一望无际的珊瑚礁中，美丽的热带鱼。